【 膚色的美麗與哀愁 】
我很愛哭的，但我採訪的時候，很少哭。
我在這方面比較傳統，總覺得採訪時候掉眼淚，不大專業，而且做電視嘛，眼線糊掉了很麻煩。
當記者二十多年，上一次在採訪現場掉眼淚，是海地大地震去拍救災的時候，看到一個坐在路邊的小女孩，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，哭的衝動多很多，所以我發展了一個技巧，就是想哭的時候，就看天花板，結果弄得像在翻白眼，後來我會偷偷的捏自己大腿，轉移注意力。
但當然不是每次都有用，這次在芝加哥採訪 Darrell ，所有防線崩潰，哭到要停下採訪找面紙。
Darrell 的背景跟海地那個全家死在地震中的小女孩很不同。
Darrell 是非洲裔男性，六十多歲，人生有大半是在美國監獄度過，他二十歲時，因謀殺被定罪坐了十二年的牢，剛放出來沒多久，又因謀殺被定罪，這次判了終身監禁，為此服刑二十四年。
Darrell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，並不諱言他小時候混幫派，這一段暴力的過去，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，服了第一個十二年的刑期。
但第二次坐牢，Darrell自己成為暴力的受害者。
以下這一段很暴力，小朋友還是別看了吧？
1983年，十一月二日早上，三名白人警察，衝進 Darrell 在南芝加哥的公寓，當時 Darrell 跟太太兒子住在一起，警察找到躲在衣櫥裡的 Darrell 後，把他硬拖出來，架上車，開到芝加哥郊區一個空無人煙的地方。
他們告訴 Darrell ，有一個毒販被殺了，他們問 Darrell 是不是他做的？Darrell 說不是，並且要求要有律師到場，此時其中一位警探試著要將槍管塞進 Darrell 的口中，因為 Darrell 不肯張開嘴，他就硬把他的嘴橇開，把Darrell 的門牙都撞壞了，然後他按了板機。
Darrell 說他當時只聽到轟然一聲，以為自己的腦袋被轟掉了。但事實上警察只是嚇他而己，槍裡其實並沒有子彈。Darrell 雖然還是很怕，但他還是不肯認，於是他們又重複了兩次這個「假處決」，Darrell還是不認，警察於是拿出一個趕牛用的電擊棒，這種電擊棒按下去會產生觸電的感覺，動物因為痛，就會轉方向，長期以來，保護動物人士一直在遊說大眾應把電擊棒禁掉，因為太殘忍。
Darrell從小在城市長大，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電擊棒，他當時並不知道，那是什麼東西，警察把 Darrell 的雙手反銬在背後，壓在車後的保險桿上，將他的下半身衣物去除，然後用電擊棒電擊他的生殖器，很多次。
Darrell 說他一生中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痛，他喊到沒有聲音，終於，Darrell認了。
警察說你是不是在幾點幾分到現場、開了幾槍等等，Darrell全都說是，雖然他根本不在現場，人也不是他殺的，但他都認了。因為這個自白，Darrell 被判終身監禁，這三個警察間，有一個叫 Jon Burge 後來做到芝加哥市警局的一個分局長。
Darrell在獄中想盡辦法翻案，但沒有人相信他被刑求，就這樣坐了七年牢。
此時有一個記者得到線報，另一個受刑人也說他被同一個分局長刑求逼供，記者在求證的過程裡，發現還有別的受刑人有同樣的經歷，這個案子因媒體批露之後，芝加哥市政府受到很大壓力開始調查，Darrell的案子也是其中之一。
很多民權團體加入聲援，結果發現在 1970 年到 1990 年代初，至少有 125 名受害者，都被 Jon Burge 刑求，其中絕大部分是「非洲裔」。
Darrell 在2007年，終於勝訴無罪開釋，此時他為這個他沒有做的刑案，坐了二十四年的牢，出獄時 Darrell 己經五十七歲了。去年芝加哥市正式道歉，並有金錢賠償，今年初，己經六十六歲的 Darrell 分到十萬美金，也就是三百萬台幣。
我問 Darrell，這樣的賠償夠不夠？Darrell說：
『我的母親在我坐牢時死了，我的父親在我坐牢時死了，我祖母死了，我的兒子因為心臟疾病死了，我有一群姪子姪女，跟我年紀最近的兄弟也死了，都是在我坐牢的時候，這些都回不來了。』
他說到此時己泣不成聲。Yeah，我的捏大腿就是在此時失效的。
另一個受訪者 Anthony ，也是被 Jon Burge 刑求逼供，坐了三十三年的牢，入獄時，Anthony還不到二十五歲。這次我沒有問 Anthony 失去什麼，因為答案很簡單，就是：everything。
會來採訪 Darrell 是為了三立移動360的美國大選專題，我總覺得要談美國大選，不談美國種族議題，就像是美國人講的，明明客廳裡坐了隻大象，卻假裝看不見。
台灣雖然不像美國種族這麼多，但我們也有很多不同族群，我們也有很多弱勢族群長期被欺壓、被忽略，我們的族群爭議也是在選舉時，就被拿來炒做鬧翻天！更何況，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，全球人口流動比以前頻繁，這導致各族群之間衝突變多，不同族群之間，學習如何相處、如何和平解決爭議，比以前更加重要。
Darrell 的故事，我希望可以給台灣的觀眾多一個面相了解，為什麼美國的非洲裔在碰到警察時，就想跑？為什麼美國非洲裔對警察普遍很反感？為什麼非洲裔有時看起來特別憤怒？
Darrell 的故事，讓我一再問我自己一個問題：歷史的傷痕要如何撫平？
美國人如何看待黑奴這段歷史？德國人如何看待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過去？日本人如何看待二次大戰軍國主義侵華時的殘暴行為？台灣人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？哥倫比亞人真的可以原諒毒梟殺害眾多無辜民眾這段史實？
我問 Darrell 跟 Anthony ，你們憤不憤怒？他們兩人都說，時好時壞，有時會像烏雲突然罩頂，三天都只想躲在床上不起來。但有時，一個很簡單的事，像是只是帶著狗出去走走都可以讓心情大好。
但兩人都說，芝加哥市的正式道歉對他們來講太重要了，因為這個法律文件證明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公義是真的發生過，芝加哥市並承諾他們的故事，會寫在學校的教材裡，讓小朋友知道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他們兩人現在的工作之一，就是去到處演講，跟不同的人分享他們的故事。
台灣媒體來採訪，兩人都高興得不得了，因為他們的故事，現在不會只限於在美國。Darrell告訴我，他認為這比老是在家咀天咒地、或是上街抗議示威，跟警察在街上對峙要好得多。
PS：英國衛報前兩年才挖出，南芝加哥警局有一個像倉庫一樣的建築物，被逮補的嫌犯常常在這裡「被消失」，本集完整版將於明天放上粉絲專頁。
【 膚色的美麗與哀愁 】
我很愛哭的，但我採訪的時候，很少哭。
我在這方面比較傳統，總覺得採訪時候掉眼淚，不大專業，而且做電視嘛，眼線糊掉了很麻煩。
當記者二十多年，上一次在採訪現場掉眼淚，是海地大地震去拍救災的時候，看到一個坐在路邊的小女孩，現在不知道是不是更年期，哭的衝動多很多，所以我發展了一個技巧，就是想哭的時候，就看天花板，結果弄得像在翻白眼，後來我會偷偷的捏自己大腿，轉移注意力。
但當然不是每次都有用，這次在芝加哥採訪 Darrell ，所有防線崩潰，哭到要停下採訪找面紙。
Darrell 的背景跟海地那個全家死在地震中的小女孩很不同。
Darrell 是非洲裔男性，六十多歲，人生有大半是在美國監獄度過，他二十歲時，因謀殺被定罪坐了十二年的牢，剛放出來沒多久，又因謀殺被定罪，這次判了終身監禁，為此服刑二十四年。
Darrell 在接受媒體訪問時，並不諱言他小時候混幫派，這一段暴力的過去，他也為此付出了代價，服了第一個十二年的刑期。
但第二次坐牢，Darrell自己成為暴力的受害者。
以下這一段很暴力，小朋友還是別看了吧？
1983年，十一月二日早上，三名白人警察，衝進 Darrell 在南芝加哥的公寓，當時 Darrell 跟太太兒子住在一起，警察找到躲在衣櫥裡的 Darrell 後，把他硬拖出來，架上車，開到芝加哥郊區一個空無人煙的地方。
他們告訴 Darrell ，有一個毒販被殺了，他們問 Darrell 是不是他做的？Darrell 說不是，並且要求要有律師到場，此時其中一位警探試著要將槍管塞進 Darrell 的口中，因為 Darrell 不肯張開嘴，他就硬把他的嘴橇開，把Darrell 的門牙都撞壞了，然後他按了板機。
Darrell 說他當時只聽到轟然一聲，以為自己的腦袋被轟掉了。但事實上警察只是嚇他而己，槍裡其實並沒有子彈。Darrell 雖然還是很怕，但他還是不肯認，於是他們又重複了兩次這個「假處決」，Darrell還是不認，警察於是拿出一個趕牛用的電擊棒，這種電擊棒按下去會產生觸電的感覺，動物因為痛，就會轉方向，長期以來，保護動物人士一直在遊說大眾應把電擊棒禁掉，因為太殘忍。
Darrell從小在城市長大，這是他第一次看到電擊棒，他當時並不知道，那是什麼東西，警察把 Darrell 的雙手反銬在背後，壓在車後的保險桿上，將他的下半身衣物去除，然後用電擊棒電擊他的生殖器，很多次。
Darrell 說他一生中沒有經歷過這樣的痛，他喊到沒有聲音，終於，Darrell認了。
警察說你是不是在幾點幾分到現場、開了幾槍等等，Darrell全都說是，雖然他根本不在現場，人也不是他殺的，但他都認了。因為這個自白，Darrell 被判終身監禁，這三個警察間，有一個叫 Jon Burge 後來做到芝加哥市警局的一個分局長。
Darrell在獄中想盡辦法翻案，但沒有人相信他被刑求，就這樣坐了七年牢。
此時有一個記者得到線報，另一個受刑人也說他被同一個分局長刑求逼供，記者在求證的過程裡，發現還有別的受刑人有同樣的經歷，這個案子因媒體批露之後，芝加哥市政府受到很大壓力開始調查，Darrell的案子也是其中之一。
很多民權團體加入聲援，結果發現在 1970 年到 1990 年代初，至少有 125 名受害者，都被 Jon Burge 刑求，其中絕大部分是「非洲裔」。
Darrell 在2007年，終於勝訴無罪開釋，此時他為這個他沒有做的刑案，坐了二十四年的牢，出獄時 Darrell 己經五十七歲了。去年芝加哥市正式道歉，並有金錢賠償，今年初，己經六十六歲的 Darrell 分到十萬美金，也就是三百萬台幣。
我問 Darrell，這樣的賠償夠不夠？Darrell說：
『我的母親在我坐牢時死了，我的父親在我坐牢時死了，我祖母死了，我的兒子因為心臟疾病死了，我有一群姪子姪女，跟我年紀最近的兄弟也死了，都是在我坐牢的時候，這些都回不來了。』
他說到此時己泣不成聲。Yeah，我的捏大腿就是在此時失效的。
另一個受訪者 Anthony ，也是被 Jon Burge 刑求逼供，坐了三十三年的牢，入獄時，Anthony還不到二十五歲。這次我沒有問 Anthony 失去什麼，因為答案很簡單，就是：everything。
會來採訪 Darrell 是為了三立移動360的美國大選專題，我總覺得要談美國大選，不談美國種族議題，就像是美國人講的，明明客廳裡坐了隻大象，卻假裝看不見。
台灣雖然不像美國種族這麼多，但我們也有很多不同族群，我們也有很多弱勢族群長期被欺壓、被忽略，我們的族群爭議也是在選舉時，就被拿來炒做鬧翻天！更何況，在全球化的衝擊之下，全球人口流動比以前頻繁，這導致各族群之間衝突變多，不同族群之間，學習如何相處、如何和平解決爭議，比以前更加重要。
Darrell 的故事，我希望可以給台灣的觀眾多一個面相了解，為什麼美國的非洲裔在碰到警察時，就想跑？為什麼美國非洲裔對警察普遍很反感？為什麼非洲裔有時看起來特別憤怒？
Darrell 的故事，讓我一再問我自己一個問題：歷史的傷痕要如何撫平？
美國人如何看待黑奴這段歷史？德國人如何看待納粹屠殺猶太人的過去？日本人如何看待二次大戰軍國主義侵華時的殘暴行為？台灣人如何看待二二八事件？哥倫比亞人真的可以原諒毒梟殺害眾多無辜民眾這段史實？
我問 Darrell 跟 Anthony ，你們憤不憤怒？他們兩人都說，時好時壞，有時會像烏雲突然罩頂，三天都只想躲在床上不起來。但有時，一個很簡單的事，像是只是帶著狗出去走走都可以讓心情大好。
但兩人都說，芝加哥市的正式道歉對他們來講太重要了，因為這個法律文件證明，發生在他們身上的不公義是真的發生過，芝加哥市並承諾他們的故事，會寫在學校的教材裡，讓小朋友知道，發生了什麼事？
他們兩人現在的工作之一，就是去到處演講，跟不同的人分享他們的故事。
台灣媒體來採訪，兩人都高興得不得了，因為他們的故事，現在不會只限於在美國。Darrell告訴我，他認為這比老是在家咀天咒地、或是上街抗議示威，跟警察在街上對峙要好得多。
PS：英國衛報前兩年才挖出，南芝加哥警局有一個像倉庫一樣的建築物，被逮補的嫌犯常常在這裡「被消失」，本集完整版將於明天放上 范琪斐的美國時間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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